编者按：“同届 50 个博士生，如期毕业的只有个位数”“组里一半人都在延毕”—— 这样的场景如今并不罕见。教育部数据显示，2016-2023 年我国博士生延毕率常年超 50%，近三年虽略有下降，但延毕人数仍随扩招趋势持续增加。一边是年招生 15 万 + 的 “博士大国” 地位，另一边是超半数人无法按期毕业的现实，这场 “学术马拉松” 为何让越来越多博士生困在中途？是个人能力的考验，还是培养体系的阵痛？
一个博士生最怕听到的问候语中，“快毕业了吗？”恐怕是其中之一。
延毕，到了毕业时间无法毕业，几乎是一个博士生最大的噩梦，还是一不小心就会变成现实的那种。
2023年，一篇《北京日报》的报道提到：“同届有50个博士生，如期毕业的只有个位数”，社交媒体上，有人吐槽“组里大家都在延毕”；一位在读博士生向《知识分子》提到自己身边的组里大概1/3到一半的人都会延毕。在知乎上，一个热门的讨论是：“为何博士延毕成为常态，博士学制四年到底够不够，应不应该延长？”
那么，今天博士延毕的情况到底有多普遍？比之过去，博士生的延毕率更高了吗？延毕的博士生更多了吗？
展开剩余93%数据来源：教育部教育统计数据；制图：知识分子
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教育统计数据（见上图），2016-2023年的8年间，以毕业人数/预毕业人数定义的博士生延毕率均在一半以上，2016和2017的延毕率甚至超过65%，近三年来，延毕率略减，但考虑到近年来博士生扩招所导致的技术增加，延毕博士生的人数一直在缓慢增加。
另据《半月谈》报道，某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曾在2022年全国两会上介绍，该院直博生平均在读5.5年，已超过规定年限，延期的博士生超过半数。另一所北方高校机械工程学院2023年博士生毕业数据显示，应届博士生毕业率为18%，近年延毕率有上升趋势，且超过半数为延期1年以上。
各种相关文献中，研究者们将这种情况称为：“我国博士生延期毕业率处于高位运行的状态”。
高位运行的延毕率，其背景则是中国近年来的博士大扩招——数据显示，2016年以来，我国几乎是以每年增加10%的速度在进行博士扩招。2022年，中国博士招生人数接近14万之多，已超过美国年博士招生人数5.5万人，在校博士生人数将突破60万，成为世界第一大博士生产国。2023年，我国博士招生达到15.33万人，几乎是2017年（8.39万人）的接近两倍。
一边是扩招，一边是不能正常毕业，其合力便是造成了延毕博士生的大量积压，“博士毕业是越来越难了”——多位受访的高等教育研究者、博导都向《知识分子》提到了这一点。
01
没有“免死金牌”的延毕与可观的机会成本
每年有一半以上本该毕业的博士生需要延期，延毕的发生不仅比外人预期的频繁得多，而且从各种因素来看，它的发生经常违反大家的预期。
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员李海生在2019年的一项研究显示：博士生是否本科“出身”于985或211的高校，对其读博延期并无显著影响；甚至，保送、连读等非公开招考方式入学的博士生更容易延毕。
硕博阶段都在同一学校的博士生延期完成学业的发生率是硕博不同校博士生的1.318 倍。有出国访学经历的博士生，延期完成学业的发生概率是无出国访学经历博士生的 2.031 倍。
随着导师指导年限的增加，经验更丰富的博导会降低学生的延毕率，而一个例外是：获得各类学术称号的博导（即有“帽子”的导师）指导的博士生更容易延毕。
优秀的本科背景、本硕博联读、大牛导师，所有这些，都不是延毕的“免死金牌”。这也直接导致了很多博士生在遭遇延毕时的茫然和不知所措。数位延毕的博士生都向《知识分子》提到了他们的焦虑、失眠，乃至对自我的怀疑，怀疑自己的能力，怀疑自己选择的学术道路。
在中国这个看重学术能力的教育体系中，对位于这个教育金字塔顶端的这群博士生们，按期毕业乃至提前毕业仍被视为一种学术表现超群的“荣耀”，而延期毕业则带着能力不足的负面标签。在这种强烈的“延毕耻感”文化下，延毕，往往被视为“二流博士”，意味着沉没成本增加，即便这种延毕的原因是为了更高质量的论文。
北京大学的一项基于2023年度“全国博士毕业生调查”项目、涉及上万名博士生的研究发现：相比普通高校博士生，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科研院所、中国科学院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生出现完成高质量博士学位论文的“高质延期”的概率显著更高，分别是普通高校的2.06、3.71和3.97倍。相比无境外学习经历的博士生，有境外学习经历博士生出现博士论文高于平均水准的“高质延期”的概率显著更高,是其1.83倍。
然而，即便是为了更好的研究成果的“高质延期”或称“良性延毕”，延毕博士生的就读心理压力也显著高于按期毕业博士生，因为无论如何，你延毕了。根据前述研究，高质量却延期的博士论文无法申请很多“优秀博士论文培育基金”，因为有些基金的要求是明确的“未延期”。
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一篇质性研究中，南京师范大学的几位研究者对延毕博士生的状态做了非常形象地描述：“受访者以‘没有子嗣的妃子’的话语隐喻自己的角色，面对成果不足、进度过慢所造就的“无法立足的现在”，以及不知何时才能毕业的“无可期待的未来”，延期博士生逐渐形成了“我承认我学术水平很差”的自我认知，这种认知甚至蔓延为对自我能力的全盘否定。
一位曾因学业优秀，得到了大牛导师和中外联合培养机会，却最终陷入了延毕的学生告诉《知识分子》：“读博前我算是同学里很积极（学术）的人之一，本科生时就参与过一些实验项目，熟识的学长学姐选择读博之后都非常顺利，我也对导师建议的研究方向很感兴趣，然而……”这位延毕一年，仍在等待文章审稿结果的学生觉得，读博读到延毕的这段痛苦经历，让她“重新考虑是否从事科研工作了”。
预期的落空，对自我的否定之外，往往让延毕的博士生陷入一种自我封闭的状态。怕见熟人，怕被问学习进度，恐惧聚会，避开人际交往。在前述南京师范大学的论文中，曾经描述了一个极端的例子 ——“导师给我发‘论文进度如何了’，我就很紧张， 她要是句尾带两个‘？’，或者带个语气词‘啊’， 我就觉得自己像个惊弓之鸟，很烦躁。”
而一位接受《知识分子》采访的延毕博士生则倾向于把自己的状态称为两元化，一方面要安慰自己“这有什么，毕不毕业都行”；另一方面，焦虑到失眠，减少休闲活动，减少与学术无关的社交，熬夜学习，又觉得没什么收获，继续痛苦……
曾以博士生延毕情况及影响因素作为博士论文主题的上海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杨青提到，她所访谈的30多个延毕博士生几乎都遭遇过心理障碍，其中三位博士生还因抑郁症不得不暂缓学业。
心理煎熬之外，延毕的博士生们还需要面对一系列的现实问题。
近在眼前的，住宿、补贴问题——一位延毕博士生向《知识分子》提到，学校数次提醒他们延毕的事实，以及“延毕后就没有学校宿舍住了”，她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长远一点的，有社会时钟——就业单位“35岁以下”的要求，年龄线越来越近了。以及，就业时的“时间滞后劣势”，即： 随着博士扩招，学术劳动力市场里位置越来越少，博士学历日渐贬值的事实。前述南京师范大学的论文中提到：“去年师兄去的学校有 60 万元安家费，今年招聘名额缩减，安家费也减半了，一年一个情形，到明年再就业又不知道要损失多少钱了。”
02
延毕，责任都在我导吗？
那么，如此大规模大范围的博士生延毕，原因何在呢？
一众声音中，呼声最高的是：导师水平不行。就如知乎上的一个高赞回答说：“毫无疑问，垃圾导师是博士延毕的主要原因……”
有认为导师指导不上心的。一位延毕博士生提到：“导师前两年不管，现在 （博三博四了）才开始找我，沟通完更痛苦，因为要求太高，反倒（给学生）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小红书上，一位自称“博八”的延毕博士生说起自己拿着论文找导师讨论，每次，“他只看目录就开始提意见……嗯，没错，自始至终没有看过论文内容”。
也有人认为学校提供的资源和帮助不够。一位某211院校的博士生提到：学校是近年来才申请到的博士点，这位博士生在学校一共只上了一门 半的专业课程，了解到其他学校的专业核心课程之后，这位博士生觉得“学校在相应资质以及培养方案的准备上不足以支撑该学科博士培养”……
一位延毕的博士生告诉知识分子，自己的导师“实验室刚开这个方向，之前有一两个师兄都是硕士毕业就走人的……当时是真的不知道，如果导师在这个方向上的资源积累不够，会给自己的将来带来多少困难……”最终，虽然这位导师“人真的很好”，师生关系融洽，大家都很努力，然而， 因为实验室资源的掣肘，延毕仍变得不可避免。
导师，对一名博士生的毕业至关重要，北京交通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绳丽惠曾在一篇论文中写到：“导师投入博士生指导的时间和精力不够……部分临近退休、无科研项目、无科研经费、无高层次成果的“三无”导师指导的博士生更是无法正常毕业。此外，部分导师指导博士生开展的科学研究项目的前沿性不够，造成博士生学位论文的选题与导师科研项目的相关性不强，导致博士生没有充足时间用于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工作而无法按时毕业”。
绳丽惠甚至提到了一个例子：某工科大学近三年毕业的博士生中有近20%的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来源为与导师科研项目不相关的自选项目、非立项或其他，而这部分学生的平均修业年限超过 6 年，其中 50%以上出现了超期毕业的现象。
然而，导师虽然会是导致延毕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延毕的原因，真的是“责任全在我导”吗？
曾访谈过大量延毕学生和老师的杨青解释“从导师的视角看出去，情况会完全不一样”。
为了搞清楚究竟是学生还是老师的问题，杨青曾经专门访谈一个一直抱怨导师不能提供足够指导，又给学生很大压力的延期博士生的同门，那些学生解释：“该导师的风格就是如此，对抗压能力和接受能力要求比较高”，“虽然说话不好听，批评也很犀利，但其实对学生很好。不仅帮助学生毕业，也热心地帮学生推荐过就业”……
“作为导师，我们几乎是除了学生自己之外，最希望他们能正常毕业的人了”。一位带博士生近20年的资深博导向《知识分子》解释，该博导提到，在很多学校，延期博士生对博导下一届乃至下面几届的招生都会有影响。考虑到在某些理工科实验室，博士生几乎是日常科研工作的主力，“没有学生，就意味着有些方向很难有产出”，老师肯定不希望学生延毕的。
03
读博，为了“上岸”，还是为了“学术志趣”？
除导师与学校制度这些外界因素之外， 多位受访者还向《知识分子》提及了一个影响博士生延毕重要因素：“ 读博的动机很重要”。
杨青的论文中提到：“就读博动机而言，以学术能力提升为就读动机的博士生，延期毕业发生比低于其他博士生 1.6 倍。”另一项研究显示：按期完成学业者中因“学术志趣”而选择读博的比例为 59.5%，延期者中，这一比例为 49.7%。
一位年轻的海归博导很痛心地提到学生口中“上岸”一词——仿佛读博如同考公考编一样获得了一个铁饭碗。然而，那些将读博视作就业缓冲器的年轻人，自以为找到了一个喘息的地方，却没有料到，这只是“一场一时冲动而报名的学术马拉松”的开始。
入学后，中国式的“开头松—中间松—毕业严”的博士生培养模式又进一步加重了这种误会。
除此外，根据《学位条例》，获取博士学位的标准是：“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成果。”一位人文学科的受访者解释：“一个博士的研究方向必须是新的，在某些领域，如果老师很清楚这里有什么，要怎么做的话，这种题目多半就够不上一个博士论文的题目了……”
然而，这样一个没人知道行不行，没人知道能做到哪一步的研究，却必须在一个预定的时间内发表论文，有些学校还需要两篇C刊甚至更多，杨青说，“茫然之下，学生确实特别容易自我怀疑，然后就是拖延……”
这便涉及到了另一个影响博士生毕业的重要原因： 论文发表的要求。
绳丽惠写道：“经调研，目前各培养单位对博士生在读期间发表学术成果的要求大多体现在公开发表学术论文方面，一般对发表论文数量、类别及刊物影响因子分区等方面有明确规定，其中不少学校的要求偏高甚至不太合理……某综合性大学近五年延期毕业博士生中，超过 60%的博士生延期毕业的原因是与发表学术成果要求有关。一部分博士生虽然撰写学位论文较为顺利，但因为未达到学校规定的发表学术成果要求而无法在规定学习年限内毕业，还有一部分博士生把主要精力放在发表学术论文等成果要求方面，却又影响了学位论文的撰写工作，也无法在规定学习年限内毕业。”
04
延毕这道题，有解吗？
博士延毕，并不只是中国面临的问题，欧美国家也普遍存在博士修业年限较长的现象。美国研究生院理事会（GCS）2008年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仅41%的博士生在7年内获得学位，仅57%的博士生在10年内获得学位。而英格兰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HEFCE）2005年的一份报告指出，英国全日制博士生中只有36%的学生在四年内完成了学业。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博士大扩招的中国，博士延毕率高，几乎是个无解的局。
杨青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写道：上世纪末，几份有关高校师资短缺的报告助推了博士招生规模扩大化。为此，高校录取了大量资质薄弱的学生，以满足高等教育发展的迫切需求。但进入博士项目后，他们的职业预期和学术素养同研究生院格格不入。随后，负面的学业情绪在博士群体中迅速蔓延……需要强调的是，并非每位学生都适合攻读博士学位。大量博士生于过渡适应阶段已经认清学术道路的本质，并开始后悔攻读博士学位。但博士之旅如同单行线，一旦进入便无退路可言。那些随波逐流、误入歧途的“羔羊”在制度裹挟中疲于应付，内耗激情也欺骗他人。他们在浩瀚的学术海洋中迷失自我，“博士上岸”终究是遥不可及的海市蜃楼。
这种无法回头的状况，该如何缓解呢？
要“严格把控生源质量关”，有受访者提到，在现在这个考研、考博高考化的时代里，很多人为了躲避就业，为了亲友的期待，稀里糊涂地读了博士，而目前笔试权重大，复试流于形式的博士招生方式更是利好“考试型”选手。一位博导建议，在博士生的门槛上，加大“申请-考核”制度，加大对博士生科研能力的考察力度，也许会对这个情况有所帮助。
除此外，多位受访者提到了分流，2024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快推动博士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便强调：要优化培养过程，强化分流退出和多向选择，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
复旦大学校长助理、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陈焱更曾在《文汇报》上撰文提到：美国许多顶尖高校一直以来都实行严格的博士生分流淘汰制，一届博士生中约50%会被分流或淘汰，以确保博士生的培养质量。耶鲁大学2020年的博士生分流比例甚至超过80%。相比之下，目前我国博士生分流退出率尚不足5%，且主要以自然退出和被动退出为主，差距明显。
“ 在国外，前期的分流率很高，相当于有接近1/3的学生在开题之前就离开了，这也大大降低了读博的机会成本。”一位接受采访的研究者向《知识分子》提到。
杨青在博士论文中讲到了一个超期清退博士生的故事。
那是一个来自双非院校的小镇做题家，也是家乡人眼中能考上县中，考上大学，考上研究生的“好学生”。研究生毕业后，李知命（化名）靠着背诵真题，针对导师的喜好充分准备了面试。“二战”考博，终于“上岸”了某高校历史系，成为父辈亲戚眼中“光宗耀祖”的存在，高校清闲体面，薪资可观的教职几乎近在咫尺。然而，入学后，李知命才意识到自己学术基础薄弱，始终像“局外人”，开始怀疑自己“是否适合做学术”？中途，导师曾为李知命开出过书单，并让他去旁听硕士课程“补课”，甚至当察觉到李知命不得科研要领时，尝试委婉劝退并推荐他到出版社工作。然而，对那时的李知命来说，能有机会读博实属不易，他不舍得放弃。
最终，读博第六年的尾声，李知命拿到了学校的“逐客令”，他认命了，接受了出版社编辑的工作，彻底与科研道路一别两宽……
在撰写博士论文期间，杨青见到了离开学校两年，现已在某出版社埋首书籍原稿的李知命，这位即将被清退的博士生已经打算不再继续自己的博士论文，他明确表示“我真不是做学术的料”。
谈起读博的决定，李知命说：“如果当初能对读博有所了解，或许我就不会来了……但是你说中途退出，真的很少有人能做到。毕竟就算自己想放弃，也没人会原谅你的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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